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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青松:中国证券业发展新机遇 投行需要实现3大变革

时间: 2020-01-27 15:42:49 | 来源: 中国证券报 | 阅读: 33次

文/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安青松

随着资本市场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中国证券业的发展生态将出现重大变化,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本文围绕中国资本市场新使命、注册制试点新环境、更高水平开放新趋势、新技术运用新发展等中国证券业面临的四个新变化,深刻分析了中国证券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资本市场新使命改变证券业发展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提出“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上进一步强调“资本市场是我国金融体系的短板,直接影响去杠杆的进程”,要求“要把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碰撞之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动全身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按照市场化法治化要求,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指出:“资本市场关联度高,对市场预期影响大,资本市场对稳经济、稳金融、稳预期发挥着关键作用。要坚持市场化取向,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资本市场的市场属性极强,规范要求极高,必须以规则为基础,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确立资本市场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必须紧紧依靠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资本市场的新使命,对证券行业发展生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证券公司作为融资中介、投资中介,联通千行百业,牵系千家百户,对稳经济、稳金融、稳预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促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中发挥枢纽功能,是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资本市场的重要引擎,证券行业发展必将迎来重要的历史机遇。

注册制试点新环境改变投资银行生态

注册制将审核责任、中介责任、发行人责任前重后轻配置改变为前轻后重配置,重新构建市场责任体系;将行政指导定价改变为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买方市场协商定价,重新构建定价体系;将以行政审核为重点“大而全”的信息披露要求改变为以由投资者价值判断为中心“精而实”的信息披露要求,重新构建信息披露体系。因此,注册制对市场生态的重塑,要求投行实现三个方面核心能力的变革。

一是定价能力。注册制下发行价格由监管导向转为市场导向,投行的价值发现能力和价格发现能力将直接面临市场检验。这将推动投行专业化深耕,通过充分的尽职调查、深度的行业研究、合理的市场判断、科学的估值分析、详细的盈利预测、投资者可理解的语言表达,助力买方机构高效客观决策,实现自身从通道作用向行业专家作用和价值发现作用转化,归位尽责,回归本源。在注册制下,投行对企业估值和市场定价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投行的市场声誉和行业地位,定价能力成为投行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保荐能力。投资银行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是上市公司质量的第一层保证,对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信息披露的背书人,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市场透明度、安全性、高效率上,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持续督导的负责人,在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诚信运作、提高治理水平,承担至关重要的责任。注册制对投行保荐能力的要求在于最高标准的专业审慎、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三是承销能力。在注册制下,承销能力成为投资银行的关键能力。“新股不愁卖”的局面将被打破,新股发行从纯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压力随之而来。承销形势由单一同质变得复杂多元。客户资源成为投资银行展业的基础,着力打通各业务线的客户资源,加强销售网络建设,培育专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成为投行提高承销能力的重要路径。

在注册制环境下,投资银行的工作重心将从只关注审核转向更加关注市场,从政府与企业的中间人回归市场中介本源,价值发现能力、价格发现能力、尽职调查能力、发行承销能力成为投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更高水平开放新趋势改变行业竞争生态

通过改革开放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成为我国经济金融工作的主旋律。2019年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9条措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11项措施陆续公布。取消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这些举措意味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首先,更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打造有活力有韧性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天然具有开放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市场流动性机制的需要,二是健全全球定价机制的需要。资本市场的开放是参与全球定价机制和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环节。在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参与全球定价的能力和水平密切相关。美国资本市场是全球定价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市场,其境外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总市值的22%,仅次于占比最高的共同基金(24%)。一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高、定价能力强,就能够有效引导本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发展。2015年全球知识产权的市场份额中,美国、欧洲各占40%,但同期全球技术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销售市场份额中,美国占50%,欧洲只占10%。美国与欧洲不同的金融体系导致了美国与欧洲在促进科技产业化转换效率方面上的巨大差异,美国发达的直接金融体系比欧洲成熟的间接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其次,更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提升证券行业核心竞争力。证券业的全面开放,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一招。证券业是一个提供专业服务的竞争性行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对于改进行业服务水平、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证券行业更高质量开放有助于提升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外资证券公司的进入,将带来先进的技术手段、成熟的企业文化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在“鲶鱼效应”作用下,我国证券业必将焕发出蓬勃生机,整体实力和水平必将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公司加快“走出去”,打开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对于推动业务多元化、经营全球化、服务国际化,提高全球定价能力、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技术运用新发展改变资本市场投融资生态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运用将改变资本市场投融资生态,引发证券公司业务形态和发展格局新的变革。

一是新技术运用改变交易模式。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全球资本市场交易模式。新技术支持的交易系统可以完全自主识别和执行交易,分析包含市场价格、交易量、宏观数据、企业财务报表等大量数据并自主做出市场预测,选择最佳交易策略。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投资经理和对冲基金经理转型为数据科学家或者工程师角色,主要工作变为监视模型、防控风险、维护系统或者对机器无法应对的新情况施加干预。美国程序化交易已经达到全部交易量的40%。

二是新技术运用改变交易成本。金融新技术将极大地降低交易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以及对市场的冲击等隐形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其中,人力成本的下降,直接反映为对行业职业生态的颠覆,高盛股票交易员从2000年的600名减少至现在的2名,2019年前9个月员工平均收入24.6万美元,不到2009年同期52.7万美元的一半。行业人员需求结构亦从金融人才转向技术人才和复合人才。

三是新技术运用改变信息成本。信息成本的改变,将催生财富管理新业态,助力金融机构加强中后台支撑体系的建设,有效提升运营服务效率,真正做到为客户提供风险与回报更加匹配的适当产品,推动盈利模式转为以财富管理和利息收入为主,降低经营风险。机构与客户双赢的共同可持续发展生态得以形成。例如近期掀起美国新一波零佣金风潮的嘉信理财,2018年营业收入为101亿美元,其中佣金收入占比仅为6.8%,而财富管理的资管及利息净收入占比为89.3%。

四是新技术运用改变投资者生态。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加快投资者专业化趋势,引起投资者结构的改变。从美国情况看,机构投资者占比由20世纪末的不到50%上升至当前的63.3%,投资者专业化导致专业性投资顾问需求大幅增加,推动注册投资顾问快速发展。自2001年以来,美国注册投资顾问资产管理规模增长了279%。截至2018年底,在美国证监会注册的注册投资顾问公司共12993家,管理资产83.7万亿美元,客户数量4300万,90%以上资产为全权委托管理模式。在新技术驱动下,中国资本市场进入机构投资者时代已是大势所趋。

挑战与机遇

资本市场新使命、注册制试点新环境、全面开放新趋势、科技运用新发展,既是行业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也是行业发展变革的新动力,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投资银行业务模式将得以重塑。围绕定价、保荐、承销三大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投资银行业务模式将从通道化、被动管理向专业化、主动管理转型,价值发现、价格发现、尽职调查、客户服务、研究分析等将成为投行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二是投资者生态将得以优化。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零售业务向专业化转型,将促进形成成熟的买方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市场资金供给的专业性、稳定性,重塑资本市场发展生态。三是经纪业务将得以向财富管理转型。随着居民财富的增长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证券公司的买方中介能力将由传统的通道业务、渠道服务,向全生命周期、全价值链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型,拥有稳定的客户群体和收入来源。四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将得以加强,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均衡发展,场内场外市场协同发展,投资功能和融资功能协调发展,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对等匹配,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适度相容,成为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2020年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攻关的一年,也是打造高质量投资银行关键的一年。2020年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需要应对四个方面的风险挑战:一是经济下行的宏观环境和持续去杠杆的压力,导致“融资饥渴症”泛滥的风险;二是全方位配套改革,防止“叠加共振”的风险;三是市场化改革“单兵突进”,在制度成熟定型磨合期,缺乏市场共识的风险;四是放松管制的改革取向,在监管适应性不足的情况下,形成“一放就乱”的风险。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以构建良好市场生态为重要目标,体现出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建设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需要一个强大的证券行业。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将着力提升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为推动证券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1月刊,2020年1月5日出刊,编辑:谢松燕

新闻标题: 安青松:中国证券业发展新机遇 投行需要实现3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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